诗国行粤语诗鉴赏集第291章 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重

《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重生》 ——论树科《我嘟傻嘅？》中的语言政治与存在叩问 文/元诗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粤语诗歌以其独特的语言质地和文化立场构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异质性存在。

树科的《我嘟傻嘅？》以看似日常的对话场景实则完成了一次对诗歌本质的深刻叩问更在方言与标准语的张力中展现了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语言如何成为抵抗文化同化的堡垒。

这首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学性更在于它无意间触及的语言政治学——当一位诗人选择用被官方话语体系视为地方性知识的粤语写作时他实际上在进行着双重抗争：既对抗着诗歌日益边缘化的文化处境又对抗着普通话霸权对方言生存空间的挤压。

一、方言作为诗性栖居的抵抗空间 连载呢本诗集/出版呢啲诗前——诗歌开篇即以粤语特有的语法结构（如量词呢本呢啲的使用）和词汇（佢代指她）确立了其语言立场。

这种选择绝非偶然在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政策背景下方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姿态。

粤语在历史上曾是岭南地区的雅言承载着丰富的文学传统从粤讴、木鱼书到当代粤语流行歌词。

树科以粤语入诗延续了这一传统更在全球化语境中为地方性知识争取话语权。

诗中呈现的语言冲突极具象征意义：幼师佢微微一笑与嗰女系小学老师构成两个教育体制代言人的形象她们对诗歌创作的反应形成递进式的否定。

幼师的评价写诗/唔系写小说/既冇面又冇钱嘅事揭示了实用主义价值观对诗性精神的压制而小学老师更直指时代错位：老窦嘟乜鬼嘢年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否定性评价都以标准语思维呈现（虽用粤语发音但逻辑是实用主义的）而诗人的坚持则以纯正的粤语表达形成两种价值观的语言对峙。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提出少数文学概念认为被主流语言压制的方言写作具有政治性和集体价值。

树科的实践恰印证此点——当我嘅生活我嘅节奏用粤语表达时不仅传递信息更在语言肌理中保存了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结构。

粤语的我嘟傻嘅？这个反问在普通话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这种不可译性正是方言诗学的价值所在。

二、诗与存在的双重边缘化处境 诗歌通过三层对话展现了诗意生存遭遇的多重否定。

首先是诗人自我告白的场景：我同佢讲过咗：/从添日开始/我进入创作这里的佢可以理解为另一个自我或亲密他人此时创作冲动仍保持理想色彩。

随后幼师的评价代表了社会一般看法将诗歌贬低为无实用价值的活动；最后小学老师的质问则更具时代批判性她将诗歌创作视为不合时宜的行为。

我真嘅郁喺心度/我真嘅好耐无语……这两行诗在语法上体现了粤语特色（如郁表示憋闷喺心度即在心里）在情感上则传递出深刻的孤独。

这种无语状态极具悖论性——诗人用语言表达的正是语言无法沟通的困境。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理解总是发生在特定语言境遇中当对话双方处于不同语言世界时真正的理解便难以达成。

诗中两代人的隔阂本质上是诗性思维与工具理性的不可通约。

诗题《我嘟傻嘅？》的自问将这种边缘处境推向存在论层面。

傻在粤语中既有愚蠢之意也可指执着到不合时宜。

诗人的自问实际上是对整个诗性生存方式的反思——在一个崇尚即时利益的时代坚持诗歌创作是否确是一种愚蠢？这种发问令人想起屈原的众人皆醉我独醒只是树科以自嘲而非悲壮的方式表达更显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三、口语诗学的张力与超越 树科的诗歌在形式上采用了典型的口语化表达却实现了对日常语言的超越。

全诗几乎没有使用传统诗歌的修辞技巧而是通过对话场景的戏剧性呈现和语言本身的节奏感创造诗意。

如幼师佢微微一笑/睇唔到乜嘢意思？/佢跟住先话：这段描写中微微一笑与跟住先话之间的停顿以及粤语特有的语序（如跟住先表示然后才）形成了独特的语言韵律。

这种口语诗学令人想起20世纪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主张：没有思想/除非在事物中。

树科将诗歌理念的冲突具象化为具体的人际互动避免了抽象议论。

诗中面与钱的直白表述反而比任何华丽辞藻更能揭示物质主义对精神的侵蚀。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将现代性定义为暂时的、易逝的、偶然的与永恒不变的二者的结合树科的诗歌正体现了这种结合——他用最当下的方言口语处理了诗歌永恒的生存困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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